词亦勃然中兴,或生于明天启、崇祯年间而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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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以政治上的朝代兴替史划分艺术上的文学发展史或文体演变史,如“唐代文学史”“宋代文学史”“明词史”“清词史”等,这种划分的理论依据就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以及“诗亡于宋而遁于词,词亡于元而遁于曲”的“文体代兴”论,所以不妨称之为“朝代文学史观”或“朝代词史观”。

内容摘要:他们创作了既不同于以往“明词”、又有异于康熙中后期“清词”的感事性空前凸显、力度美空前张扬的“变徵之音”,从原先唯《花间》《草堂》是从的单一逼仄之路,走向了多元化的康庄之道,最终将词坛推向了中兴之盛。三明清之际词坛中兴的又一标志是词集、词谱、词论、选学、词集评点等词学元素空前繁富,这既推进了词学体系的建构,又具有或规范创作、或引领创作、或总结创作的功能,呈现出词学元素的丰硕与词坛创作的兴盛共生互动的特点。无论标榜抑或“矜贵”,词集评点之风赖以盛行的一个重要动因,在于词人振兴词坛的强烈欲望与愿景:通过评点,使众多评点者的词学观点得以发表与传播,也使词作者的地位与声誉得以张扬与提升,两者的互动,成了词坛中兴的重要一环,并以内容的具体性、生动性和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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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关键词:词坛;创作;词人;词派;变调;词学主张;别集;名家;之盛;崇祯年间

《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史论》,沈松勤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5月第一版,78.00元

值得反思的“朝代词史观”

作者简介:

词学研究,已形成一种朝代分期的思维定势。研究词史,习惯根据社会政治史的朝代更迭来对词史进行分期。朝代更替,为国人所熟知,故词史、文学史附着于朝代,易于感知。但朝代的分割,给词史研究带来两种困境。一是易代之际的跨代词人,属上属下,难以两全。如张炎,生于宋元之间,研究宋词的,把他作为宋代词人的殿军来看待;研究元词的,则把他视为元词的先行者。旧朝新代,都想把他“争夺”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二是跨代词史的有机进程,常常被人为割裂。如五代宋初之际、宋元之际、明清之际、清民之际的词史,我们习惯于从新朝开始思考词史的起点;而其实新朝的诞生,并不意味着词史跟着重新出发,而可能只是前朝词史的自然延续。

诚然,“文变染乎世情”,每个朝代的政治、经济、学术、文化以及由诸多因素孕育而成的风尚习俗、价值取向和时代精神,对包括各种文体在内的文学创作具有深刻的影响。不过,文学的兴衰并非如政治上的朝代戛然而止、即时而起那样的直接明了,它在受外部影响的同时,自身的秉性起着决定性作用,简单地以朝代兴替史划分文学发展史,难免有削文学自身之“足”而适朝代外在之“履”之嫌,且会带来诸多彼此凿枘、相互矛盾的问题,学界划分“明词史”与“清词史”时,就带来不少问题。

  明清之际词人辈出,他们或生于明万历后期而在天启、崇祯年间以词名家,或生于明天启、崇祯年间而在清顺康之际以词名家,属于同一风会所趋下相继而起、前呼后应的两代或三代人。他们创作了既不同于以往“明词”、又有异于康熙中后期“清词”的感事性空前凸显、力度美空前张扬的“变徵之音”,从原先唯《花间》《草堂》是从的单一逼仄之路,走向了多元化的康庄之道,最终将词坛推向了中兴之盛。

比如,清词中兴,是现代词学史的共识性命题。上世纪30年代,胡云翼《中国词史略》即下判断:“清词在词史上实被称为词的复兴时期。”陈乃乾《清名家词序》也说:“清代三百年间,问学之业绝盛,经史词章,远迈前代,词亦勃然中兴。”本世纪以来,学者们仍持同样的观点,如孙克强所着《清代词学》,立有专节讨论“清词‘中兴’”;沙先一、张晖合着的《清词的传承与开拓》也开宗名义指出:“清词是继宋词之后的又一高峰,词史上号称‘中兴’。”

清顺治十七年,王士禛、邹祗谟合作选编的《倚声初集序》,收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467位词人的1914首词,用以昭示自万历后期以来词坛“为体为数与人,仿佛乎两宋之盛”的历史,是一部典型的“明清之际词选”。但为了区分“明词”与“清词”,学界却争论:“《倚声初集》毫无疑问是清初词选,认为它所录‘实皆明人’,是‘清初人所编晚明词选’,显然是疏于审辨的误断。”视之为“晚明词选”,或断之为“清初词选”,均是以政治上的朝代为框架的“朝代词史观”所致,都与事实相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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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清词中兴,始于何时?成于何期?看法则有不同。一种意见认为,清词中兴,始于甲申之变,陈子龙首开其端。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说:“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叶嘉莹先生完全认同龙榆生的看法,并将清词中兴的具体时间节点定在1644年的甲申之变。其《清词丛论》说:“清词之所以有中兴之盛,其重要的一个原因,实在正是由于明清易代的惨痛国变所造成的结果。”作为引导清词中兴的关键人物陈子龙,虽生当明清异代之际,但其词作的剧变是在明朝江山倾覆后的清初几年。另一种意见则主张,康熙年间的朱彝尊、陈维崧诸大家开始振兴清词。杜文澜《憩园词话》即说:“有明一代,未寻废坠,绝少专门名家。间或为词,辄率意自度曲,律因之益棼。我朝振兴词学,国初诸老辈,能矫明词委靡之失,铸为伟词。如朱竹垞、陈迦陵、厉樊榭诸先生,均卓然大雅,自成一家。”第三种意见是,清词中兴,始自常州词派的张惠言,而成于周济。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万事万理,有盛必有衰。而于极衰之时,又必有一二人焉,扶持之使不灭。词盛于宋,亡于明。国初诸老,具复古之才,惜于本原所在,未能穷究。乾嘉以还,日就衰靡,安所底止。二张出而溯其源流,辨别真伪。至蒿庵而规模大定,而词赖以存矣。盛衰之感,殊系人思,独词也乎哉。”这三种看法,都是将清词中兴的起点定在清代,只是时间节点早晚不同而已。

尤为突出的是,割裂了大量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际词人的身份。清人所编《明词综》和《国朝词综》正、续诸编,以及近人与今人所编《明词汇刊》《全明词》与《全清词?顺康卷》等,编撰的原则既来自政治上的朝代界线,又来自词人在异代之际的政治分野。如曹尔堪作于明崇祯年间的《未有居词笺》被编入《全明词》,主要作于清初的《南溪词》被收入《全清词》,研究“明词史”时,不及《南溪词》,论及“清词史”时,则不及《未有居词笺》。又如陈子龙与李雯二人本为同年生、同年死,同是云间词坛的创始者,由于政治上的选择截然相反,陈子龙被列入明代词人的行列,李雯则被划为清代词人。以此划分明清之际词人身份,严重影响了对词史本来面貌的认识。

  入明后,由于词的“曲化”,导致“词曲不分”。《诗余图谱》与《啸余谱》在万历后期至崇祯年间的盛行,教会了词人“怎么填词”,并在“怎么填词”中规范了词的法度,为词坛中兴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石;明清之际词选如《倚声初集》则展示了“词写什么”与书写风格,谱写了自明末至顺治年间“正”与“变”兼具并行的历史。特别是进入康熙朝后,各种风格的“正声”与“变调”并驾齐驱,全面形成了众体兼备、交相辉映的鼎盛局面。

而沈松勤教授的新着《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史论》,则打破断代的局限,将跨越明清两代词的“中兴”史作为一个整体进程来考察。他认为,清词中兴,是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过程,中兴的起点,并不是在甲申之变后的清初,而是在万历三十年前后的明末。清词中兴的进程,经历了明末四十年和清初五十年,具体时间是万历三十年前后,为时近一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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